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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指出中国数以百万计适婚女性从未出现于出生统计当中。
一项中美合作研究认为,因行政管理乱象,外界普遍认为中国计划生育“一孩政策”实施以来造成至少3000万名“失踪女孩”的说法可能被夸大。
中国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教授史耀疆与美国堪萨斯大学政治科学副教授约翰·肯尼迪的论文指出,出生晚登记现象在中国农村“极为常见”,尤其是女娃。
中国社会科学院曾在其年度《社会蓝皮书》中警告说,到2020年,全国可能有近2400万男性面临娶妻难,成为“光棍”。
美方研究人员相信,基层尤其是农村的出生迟报、瞒报问题也许说明了为何娶妻难问题并未在更大程度上爆发。
肯尼迪教授对堪萨斯大学校报说:“要是3000万女性真的不见了,那适婚年龄(人口)中就会男比女多,没有什么比一堆睾酮(男性荷尔蒙)无处可去更让社会不稳。”
肯尼迪教授还说,随着中国政府放开“二胎”取代“一孩政策”,他们的研究结果应会被中国政府视为正面信息,但在过去至少15年,发表这样的论文都是极其政治敏感的事。
约翰·肯尼迪与史耀疆的论文近日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主办的 《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中发表。
论文认为中国男女比例失衡问题要比想象中轻。
村民关系
肯尼迪与史耀疆的论文摘要指出,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中国每出生100个女孩就会对应出生118个男孩,而全球平均性别出生比约为105。
按此推算,中国每出生13个男孩,就会出现一个“失踪女孩”。
“现有研究认为主要有三种原因导致这一结果: 性别选择流产、杀婴和晚登记……然而,我们认为‘失踪女孩’也与行政管理因素有关。”
两位学者介绍,这次研究采用政策实施的“街头官僚理论”来解释中国农村极为常见的晚登记现象,并对1990、2000和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进行比较。
其中,两人把1990年的出生人数与2010年的20岁男女人口数字作比较,发现后者多出400万人,而当中女性比男性约多100万人。
“相比与之前的研究,我们认为晚登记和未登记将可能从更大比例上解释‘失踪女孩’。”
“执法人员也是村民”让执行出生登记工作的官员为难。
肯尼迪教授解释说,他与史耀疆在地方调研过程中注意到,无论是农村村民还是基层官员,大家都默认确实有大量婴儿出生后一直没有登记,当中以女性占多数,但其后在入读初中或到了结婚阶段时又重新在人口统计数据上出现。
肯尼迪教授指出,遗漏出生登记问题并非出于基层官员与村民之间有任何协议。
“他们是官员,但他们也是村民,他们得在他们执行政策的村庄里生活。”
香港英文《南华早报》指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生导师梁中堂也曾指出,在1980年代“一孩政策”实施初期,一些超生户——而超生婴儿又是女婴——直接瞒报出生。
梁中堂的研究指出,这些女婴最初在人口统计上未被反映,但随她们长大,开始需要医疗与教育等社会服务,并因而必须取得户口登记,就会再次被记录到统计上来,“性别不平衡是存在的,但没有像统计数据所反映的那么严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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