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推行在南海全面而连贯的区域战略 帕特里克表示,应该投资长期经济实力,而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可经由强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贸易及发展关系实现。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完成,可以证明美国有能力构建复杂的自由贸易协定和区域架构。美国需要吸引包括菲律宾、韩国等更多国家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这是首个完全关注基于信息技术及服务的新经济的重大多边贸易协议。美国可以利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获取关键的影响力,在有关未来贸易规则的问题上与金砖国家一较高下。美国还需要投入更多精力、想象力以及资源,为美国自己打造一个多边发展倡议。 在这方面,美国可以坐等观察中国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AIIB)和“一带一路”倡议会给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其他发展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与此同时,美国可以做到更好,不只是拼凑而成的《湄公河下游倡议》。美国国会应该要求当前和未来美国政府制定一个包括提出新倡议的新发展战略。文章建议美国建立一个重要的国际公私合作关系,推动亚洲人文发展。在这方面,美国无需效仿中国推动当地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做法,而应该关注更与新知识经济、人力资本和教育、科技、卫生和能源等有关的更具竞争优势的领域。 帕特里克表示,美国需要深化并拓宽对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的实际支持。以“东盟为中心”已经被美国视为打造地区多边架构的一个重要宗旨。但美国应该做更多的工作来实现东盟团结,并至少在四个层面上推动建设以东盟为中心的公共机构:东盟整体、东盟纠纷地区主权声索国、东盟成员国以及海上盟国和东盟内外的合作伙伴(包括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韩国)。在最初的层面上,美国应该继续寻求在法制以及和平解决纠纷方面与东盟保持共识。新加坡和印尼等主要合作伙伴可以起到帮助作用,但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协调员”,美国的长期盟友泰国也能够发挥积极作用。
努力实现东盟团结的基本原则很有用,但通过在纠纷地区主权声索国间构建更强核心,美国也可以找到更加有效地外交牵引力。帕特里克表示,美国应该帮助东盟纠纷地区主权声索国(不仅仅是菲律宾和越南,还包括马来西亚和文莱)达成共识,为实现一个对所有国家都公平的共同目标而努力。这些国家可以减少分歧,制定共同的行为预期,并建立外交及安全合作方式。这些方法未必能够解决主权及所有管辖权争端,毕竟在没有中国参与的情况下这些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但却能够反映这些国家坚持法治及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通过利用东盟主权声索国之间的分歧,中国试图阻止这些国家形成共识,减慢其与东盟国家解决领土争端的进程,例如其与东盟国家之间的行为准则谈判。 东盟国家形成共识能够打破这各僵局。与此同时,美国应该通过提供外交以及法律专业知识等,来帮助东盟纠纷地区主权声索国为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建立海上联盟,确保南海问题依然是亚太地区外交中最关键问题。美国应该利用东盟的召集力量汇聚更多海上强国,结成更广泛的联盟,主要成员包括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这些国家都明白,南海是全球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一个国家的“池塘”。美国可以强调规则和期望,并提前思考针对中国挑衅性行为,例如宣布在南海划设防空识别区的共同回应。因此,在从东盟部长级会议到更具包容性东亚峰会等外交机制以及东盟防长会议上,美国都应该坚持把南海问题提升到最高优先级上,阻止中国在南海采取果断和适得其反的行动。 帕特里克表示,保持在南海的军事存在。美国在新加坡有着稳定驻军,截至2018年美国将向新加坡指派4艘近海战斗舰。未来还将在菲律宾和澳大利亚派驻部队,这将强化美国对亚太稳定的承诺,并深化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参与。虽然关岛及马里亚纳群岛在南海之外,但在这里的美国驻军也可以为地区范围的海上、空中和海岸警卫队演习及训练提供良机。美国应该支持构建服务于多重目标的地区透明机制。通过该透明机制,不仅能够收集情报,还能够在政府内部及政府之间处理并分享情报。在最广泛的层面,通过支持提高南海问题发展透明度,美国能够帮助该地区武装自己,提升其执行搜救或人道主义援助和灾难救援任务的能力,或应对人工造岛或挑衅部署舰船问题。 利用美国与菲律宾以及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美国能够依托该情报共享机制,构建更真实的通用作战图,方便各国即时作出预警和应急响应。目前构建这种机制的技术能力已经具备,但美国领导阶层还需要构建支撑该机制的政治框架。除建立海域感知能力外,美国还应该建立国家及多国防御和威慑能力,确保南海通航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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