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人的女性意识

浅水珊瑚

古往今来，女性与文学似有不解之缘。翻开中外文学史，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而又令人深思的现象，很多优秀文学作品的诞生，都与女性直接相关联。在中国古代文学浩如烟海的作家与作品中，不少名家的作品都与女性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有些人们比较了解，有些则较少为普通读者知悉。阅读这些作品，从中管窥中国古代文人有代表性的几种女性意识，我们不仅可以看出作家的志趣情操，还可以加深对生活的感悟认识。

　　中国古代文学奉诗文为正宗，视小说为雕虫末技，致使一些文人写下小说后都不敢署具真名，因而造成不少优秀小说(如《金瓶梅》)至今连作者是谁，学术界都无法有定论;文人彰显才华的领域几乎尽在诗文，尤其是诗歌。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普通读者最熟悉的名词术语往往是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和元曲。中国古代关于诗词的理论也远远多余其它文学品种，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可能就是“诗言志，歌咏言”了。应该说，这个立论对绝大多数作家作品都有程度深浅不一的说服力，但是，针对个别作家，有时甚至是大家名家，如果用“诗言志，歌咏言”来透视他们的女性意识，却难免让人感到有一种深重的困惑和遗憾。

　　

　　白居易是中国文学史上倍受推崇的著名现实主义诗人，他的很多作品如《卖碳翁》《观刈麦》《上阳白发人》等，不仅深刻反映了当时的民生疾苦，流露出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而且为民请命的思想也非常突出。即使后来贬官江州，他也为中国文学史留下了千古传诵的名篇《琵琶行》，让后人在吟咏“相逢何必曾相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伤感中，深切体验到诗人对底层妇女的悲悯之情。但是，普通读者哪里知道，同样是这个人，左手在写《琵琶行》《长恨歌》，右手则写出了《追欢偶作》这样恶俗的诗作：

　　追欢逐乐少闲时，补帖平生得事迟。

　　何处花开曾后看，谁家酒熟不先知。

　　石楼月下吹芦管，金谷风前舞柳枝。

　　十载春啼变莺舌，三嫌老丑换蛾眉。

　　乐天一过难知分，犹自咨嗟两鬓丝。

　　此诗载顾学颉校点本《白居易集》(中华书局1999版)卷三十四。白居易作此诗时，年已六十七岁，看到“十载春啼变莺舌，三嫌老丑换蛾眉”这样的句子，我们真是难以想象，对因“暮去朝来颜色故”“老大嫁作商人妇”的琵琶女流泪最多的江州司马，竟然会在年近耄耋的晚年还恋恋不忘狎玩女妓，而且所换之“妓”还必须是青春少女。看到这里，普通读者可能要问，这可信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其实，翻开中国古代文学史，随处可见文人墨客狎妓吟诗作画的史实轶事。“妓”在中国古代特定的人文背景中，并不完全等同于今之“娼妓”，她更多的是指“乐妓”，除去有“以色事人”的成分外，更多的时候还是“以艺事人”。“妓”在中国古代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里，不仅是宫廷和王公贵族之家必备的“基础设施”，也是很多文人墨客如影随形的“生活必需品”。在古代，尤其是汉魏以前，玩妓风尚颇为兴盛。裴松之《三国志注》引《文士传》记当时风尚曾云：“士为知己死，女为悦己玩。”流风所至，一直影响到唐宋元明清，不仅苏轼有“挟妙妓谒老僧”的风流之举，连被主流文学史誉为“我国戏剧史上伟大作家”，写下《窦娥冤》的关汉卿也毫不掩饰自己对女色的喜爱。在《南吕·一枝花·不伏老》散曲中，关汉卿就公开表白：

　　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愿朱颜不改常依旧。花中消遣，酒内忘忧。

　　由此看来，白居易有狎妓偏好其实也并不为奇，但让人深感遗憾的是，我们从他的《追欢偶作》中，所见的诗人形象更多的是个“好色之徒”，其所流露的女性意识显然极为低俗，所以作家舒芜才会在《伟大诗人的不伟大一面》中意气用事地骂他是“老流氓”“老淫棍”(《读书》1997年第3期)。

　　漫议中国古代文人墨客的女性意识，柳永是必须要提及的一个人。柳永原名三变，字耆卿，在北宋众多著名词人中，他是官职最低的一位，而其众多作品又最贴近歌妓生活。柳永有才，但怀才不遇，起因都是他那首著名的《鹤冲天》：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晌。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柳永当时名气很大，年少气盛颇有些浪子作风，因为熟悉许多歌妓并为之填了不少词，所以当有人在皇帝面前举荐他时，宋仁宗因读过《鹤冲天》，恼恨词中有“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遂批了四个字：“且填词去!”柳永受此打击，无奈中只好以“奉旨填词柳三变”自嘲，从此专力写词。人生道路上的重大变故，有时往往能促使作家诗人的作品更贴近生活真实，思想内涵更深刻。柳永也不例外，因为他长期在“烟花巷陌”流连忘返，将“偎红倚翠”的生活视为人生快意的一种依托，所以很多词作对歌妓生活都有精彩的状写，并能真实反映她们的所思所想和喜怒哀乐。柳永的词在当时被这些歌妓广泛传唱，致使“凡有井水处即能唱柳词”。 无论世人对柳永词作产的背景怎样分析，一个毋庸讳言的事实是，柳永同情这些歌妓，对她们有真情，所以词中的女性意识是最为人性化的，其作品被人广泛称道自然就不足为奇：

　　才过笄年，初绾云鬟，便学歌舞。 席上尊前，王孙随分相许。 算等闲、酬一笑，便千金慵觑。 常只恐、容易蕣华偷换，光阴虚度。

　　已受君恩顾，好与花为主。 万里丹霄，何妨携手同归去。 永弃却、烟花伴侣。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

　　——《迷仙引》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雨霖铃》

　　柳永死后，由“群妓合金葬之”，也足可看出那些歌楼舞妓对他的深切哀怜与怀念。

　　文人的女性意识在很多时候是最能体现其人格高下的一把尺子。与柳永同时的苏轼，也和歌妓有较多来往。在杭州时，苏轼有一天与朋友相约逛庙，因为他与庙里的老僧交厚，所以他很想把与之同行的歌妓带进庙破坏老僧的清规戒律。当他带着那个歌妓向老方丈敬拜时，后者自然有些不悦。性情旷放淘气的苏轼故意视而不见，反请老方丈把颂经时的木鱼木槌借给歌女一用。还笑道：“若大师肯如此，余将作诗谢罪。”结果，才思敏捷的苏轼即赋小调让歌女唱：

　　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借君拍板与门槌，我也逢场作戏莫相疑。

　　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皱眉，却愁弥勒下生迟，不见阿婆三五少年时。

　　由于小调诙谐有趣，持法甚严的老方丈也禁不住大笑起来。

　　在中国古代文人中，用林语堂的话说：苏轼“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林语堂《苏东坡传·序》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版)像苏轼这样的中国古代文人，对女性的尊敬是很有代表性的，那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品性，因此，无论宦海沉浮，胸怀率性坦荡的他都不会染上丝毫轻浮的纨绔习气。读他以女性为题材的那些作品，我们再冷酷的心都是忍不住要为之心颤的：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江城子》

　　我们都知道这是一首悼亡词，但是，能如此沉痛真切地写出对亡妻永难忘怀的真挚情感和深沉忆念，在中国古代文学史汗牛充栋的诗歌作品中却并不多见。纵观苏轼不平凡的一生，他的女性意识和他的人格魅力一样，都很难被挑剔。如果将他与柳永对照，还会发现：柳永是因为一生潦倒而对女性多真诚相待，而苏轼则无论宦海沉浮尽皆如此。

　　明清时期，小说在中国文坛终于蔚为大观。不仅有以四大名著为代表的众多长篇小说，还有以《三言两拍》和《聊斋志异》为代表的一大批话本小说和文言短篇。与诗词相比，小说这种文学样式表达主题的方式比较含蓄和复杂，加上创作意图和客观效果常有分离相悖的情况，致使作家情感的倾向有时较难把握。但是，如果仔细分析揣摩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刻画，故事情节的安排设置，细节的选择和描写，我们还是能够从中比较清晰地触摸到作家情感的脉搏。例如以《浪史》《肉蒲团》为代表的一大批明清色情小说，尽管这些世俗文人都将自己的真名实姓隐去了，但通过他们在小说中对所谓性爱场面夸张到近似荒诞的描写，其女性意识的粗俗阴暗还真可谓“跃然纸上”。流风所及，以至像《金瓶梅》这样深刻揭示社会矛盾的优秀作品，写到西门庆与女人的淫乱时，作者都有一种“津津有味”的兴奋感——若非如此，兰陵笑笑生怎么会在写到那些性爱场面时，常常情不自禁地要用大段大段的诗词来为其“润色”呢?

　　古代中国文人女性意识的差异是很明显的，“文如其人”虽然有些时候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但至少能从文人的作品中看出些端倪。一般说来，阴暗恶俗和健康向上这两类，我们还是易于分辨。在《红楼梦》《聊斋志异》《镜花缘》等小说中，我们就很清楚地看到，中国古代文人也有积极讴歌女性聪慧美丽的优秀作品。

　　在《红楼梦》中出现的众多女性，几乎都是让人充满欣赏、爱怜或惋惜的女子。与四大家族的众多男人相比，曹雪芹对她们倾注的感情显然是肯定和赞赏成分居多，林黛玉、晴雯、鸳鸯等人不说了，就是对宝钗、王熙凤这类人物，作者在非议揭露他们的一些所作所为时，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流露出对她们学识才干的欣赏，甚至还有些悯其不幸。《聊斋志异》中为人悉知的很多人鬼相恋的故事，如《婴宁》《莲香》《小谢》《香玉》等，篇中的女性虽为妖狐等鬼魅，但无一不心地善良痴情爱情，让人心驰神往。《镜花缘》的艺术价值虽不如《红楼梦》和《聊斋志异》，但作者李汝珍的女性意识显然是值得称道的，书中要求提高妇女地位的主题思想十分突出，甚至连封建史家、文人普遍否定的武则天，作者对她提高妇女地位的德政也予赞扬。

　　以上泛泛对中国古代文人女性意识的随笔，只不过是一些读书浅见而已。人都是立体的，作家诗人也不例外，情感在作品中的流露，可能也并不尽如笔者所言，所以上述分析难免有削足适履之嫌。但是，通过对具体作品的认真解读分析，我们肯定能触摸到作家对待人事的情感脉搏。例如《西游记》对女性有偏见就是比较明显的，从白骨精开始，吴承恩写了多少女鬼啊!如果与《聊斋志异》相对照，吴承恩与蒲松龄的女性意识不是太悬殊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