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晚晴园坐落于新加坡市区5公里以外的大人路12号。它与辛亥革命紧密相关。
20世纪初，孙中山在海外策划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运动，有两个策源地，一个在日本东京，一个在新加坡，香港则作为两个策源地的中继站。当年，孙中山在新加坡活动的总部便设在晚晴园。
晚晴园原名明珍庐，是一位粤籍梅姓殷商的别墅。后来，另一位粤籍殷商张永福买下这座别墅，供母亲颐养天年，用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诗句“天意怜芳草，人间重晚晴”，取名“晚晴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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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中国同盟会南洋总支部也设在晚晴园，于是，晚晴园成为东南亚一带20多个同盟会分会的神经枢纽和中心，也是孙中山在东南亚鼓吹革命活动的大本营，它在历次重大历史事件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当年的晚晴园，一般有三四十位盟友在活动，前后捐出三四万元经费，为推翻清王朝尽一份力量。
以晚晴园为发展平台，同盟会会员由富商延伸到中下阶层，尤其是锡矿工人、橡胶工人特别多；组织据点从新加坡发展到马来亚、暹罗(今泰国)、印尼、越南、缅甸等国。在宣传方面，陈楚楠、张永福等人先后创办《图南日报》、《中兴日报》、《阳明报》、《星洲晨报》等报刊，作为民主革命的喉舌，还与保皇党的报刊展开论战。他们还以公开演讲、戏剧演出等形式，号召民众，争取支持。在厦门当过记者的李竹痴，一度从新加坡回到厦门，争取把《福建日日新报》转型为同盟会的机关报。陈嘉庚于1910年在新加坡加入中国同盟会。所以，辛亥革命元老冯自由说过：“凡是有华侨的地方，就有同盟会会员的足迹。”而孙中山则多次发出“华侨为革命之母”的赞叹。
晚晴园的变迁
1911年以后，晚晴园易主为印度商人的产业，但因为人稀屋大，不免有阴森之感，他们迁往别处，晚晴园又荒废了好些年。1938年，陈楚楠与陈占梅协商集资赎回，以保存历史古迹。当年，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馆出面，会商李振殿、李光前、李俊承、周献瑞、陈延谦、杨吉兆等殷商，合资购买晚晴园奉献给中国政府；又由中国政府拨款维修，恢复旧观。各界人士搜集有关文物，孙中山当年所睡的铜床，所用的桌椅、文具，一如过去，存放原处，让人见物如见其人。1940年元旦正式开放。
1942年2月，日本侵略者占领新加坡，晚晴园被日军充作通讯营部使用，所陈列的纪念文物、图片，荡然无存。日本投降时，晚晴园满目疮痍、四壁萧然，甚至有崩塌之势。
1946年，中国政府再次拨款重修晚晴园，供新加坡国民党支部办公之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英国政府在外交上正式承认，所以，新加坡英国殖民地政府不允许国民党新加坡直属支部存在，并停止活动，晚晴园房地契就近交托给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保管。至此，晚晴园再次处于荒置之中。
孙中山南洋纪念馆
1964年底，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提议重修晚晴园，并同意李光前的意见，将晚晴园建筑物作为图书馆及文物馆，以纪念孙中山在新加坡领导革命运动的光荣史迹，1965年11月12日，在这里举行了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1966年3月15日，修葺一新的晚晴园重新开幕，适逢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创立60周年，一并举办庆祝活动；1994年，晚晴园被新加坡宪报公布为国家古迹。1997年，晚晴园进行重大装修布展，并在2001年11月12日由内阁资政李光耀主持开幕，以孙中山南洋纪念馆的新形象与广大公众见面。李资政称赞孙中山为“一个改变了中国命运的人”，这句评语现在镌刻在园里一座3米高的石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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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晴园内外已经修旧如原，整栋别墅建筑物已粉刷为白色，栏杆和屋檐也尽量保持100多年前的建筑特色。花园里种有26种南洋热带水果树，包括孙中山先生爱吃的黄梨、藤仔(青芒果的一种)、蜜仔蕉(即南洋香蕉)、山竹、水蓊和仁心果。由于孙中山不喜欢榴槤，因而晚晴园不种榴槤。但园中有一株特别的树，称为“烈士树”。这是一株奇树，如果用刀子割破树身，便会流出鲜血般的红色液汁，如同烈士流血的情景，故名。1906年，孙中山第一次入住晚晴园时，这株青龙木已经矗立于此，为了纪念孙中山，这株树一直被保护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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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周末，听同事说大陆来的游客到新加坡，看晚清园，必须的，于是，俺就跑去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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